毛泽东《实践论》的写作背景 论文

毛泽东《实践论》的写作背景 论文

（一）、《实践论>写作的必要性　　1、从认识根源上清算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走过了一段传奇而又曲折的路程。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了1924年和1934年两次惨痛的失败，这两次挫折虽然主要是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造成的，但外部反动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打击是通过党内路线错误而得手的。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可见，全党需要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2、中国革命形势的巨大变化需要全党在观念上进行一次大的转变　　1937年前后，中国的政治局势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二）《实践论》写作的可能性　　1、 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和极其深刻的教训　　一方面，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义革命，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员人在思想理论战线上的工作，不是要独立地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首先学习已经有了的并且被俄国十月革命实践所证明了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也积累了极其深刻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革命的国情特别复杂：毛泽东当年判定说：“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这一判定表明中国革“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由此造成了极为复杂的阶级关系。二、命有以下特点：一、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入侵中国，它们之间不统一，由此造成了它们所支持的各派军阀的不统一。三、“中国是一个大国”，大有大的好处，大也有大的难处。四、“中国是经过了一次革命的国家”，准备了革命的力量，但阶级对抗也特别尖锐，在这样的环境下的进行革命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往往更深刻、更丰富、有更多特点，对这些经验教训加以总结并上升到哲学高度，形成具有本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就可以反过来指导中国革命。　　2、 暂时的平静使毛泽东在延安有一段相对空闲的时间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国民党西北军吃了红军的几次败仗，剿共态度更不积极了，陕北局势相对稳定，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经能传送到这里。西安事变（1936年月12月）又促成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毛泽东就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研读了不少西方哲学著作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有了一些心得体会并需要把这些心得体会整理出来。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前后的几个星期里，军队陆续开赴前线了，此时(延安)抗大正准备办一个青年干部培训班，这批青年学生经过3个月的短期训练，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班上需要作关于哲学基础的讲演，在党中央的坚持要求下，毛泽东又腾出时间来收集材料，比较集中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用几个星期时间写了一些简明而基本的讲义，《实践论》和《矛盾论》就这样完成了。“两论”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的日常实例结合起来，并具体地、灵活地、巧妙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在培训班上毛泽东用两个小时左右时间，来具体讲述《实践论》和《矛盾论》。讲解时毛泽东自己认为《实践论》比《矛盾论》更重要。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同志最杰出的哲学论著，分别写于1937年7月和8月。从当时的历史时期来看，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经结束，开始了抗日战争时期。　　从当时共产党内的思想状况来看，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经验主义者长期拘泥于自身的片面狭隘的经验，不了解革命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因而轻视革命理论的重要性。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到处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只言片语，使中国革命力量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为了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从思想上全面清算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对全党造成的恶劣影响，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而作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为了在国内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　　也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文化“围剿”，揭露张东荪等资产阶级哲学家和叶青等假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诋毁和篡改，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从事哲学研究，在延安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等学校，以《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为题，作哲学讲演。《实践论》、《矛盾论》便是其中的两节。　　如果说，《实践论》、《矛盾论》是从认识上来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教导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实事求是的轨道，那么，《矛盾论》则是从方法论上来揭露教条主义者形而上学的错误，教导共产党员要把自己的思想纳入唯物辩证法的轨道。　　从当时社会环境来看，《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有着诸多的有利条件。　　从国外社会环境分析，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消除了、割断了党内教条主义者思想理论的国外根源，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国内社会分析，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不仅给毛泽东同志写作“两论”提供了环境条件和可能性，而且提出了从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上肃清“左”的影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和战斗力的必要性，这为“两论”的写作创造了前期难得的国内环境，从延安根据地具体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分析，陕甘宁边区革命化生活和干部、战士学文化、学哲学的热潮，为“两论”的写作创造了特殊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