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永锵是什么人？

邓永锵是什么人？

邓永锵 邓永锵，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邓肇坚爵士的长孙，南海九江人，1954年生于香港。　　童年的邓永锵，天资并不特别聪明。他在香港接受的小学教育的时候，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第一名。　　1966年，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运动，“革命”热潮也波及香港。内地国家政治的变幻，严重影响着香港，乃至世界。当年的香港，社会动荡，民心惊恐，经济极度萧条，仿佛世界末日来临。　　因为当时社会混乱，政局不明，人人自危，导致外国商贾纷纷撤离，华资外移。经过多方面的考虑，邓肇坚爵士的长子邓伯勤遵从父亲意见，率领本房一家移居英国。　　时年12岁的邓永锵，随父母移居英国生活。他在英国中学毕业后，考入伦敦大学攻读哲学课程至毕业。他随即进入著名学府剑桥大学修读研究生，一直读到博士学位。期间，邓永锵更应父亲的要求，到法学院修读法律。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内地随着文革的结束，政治经济日渐稳定，国家放弃闭关自守方针政策，逐步对外开放，招商引资。身在香港的邓肇坚爵士年事已高，他看到中国内地已日趋稳定，香港前途光明，而且此时的邓永锵在英国也学有所成，于是便将孙子招回身边。　　邓永锵博士回到了香港。邓肇坚爵士将他安排在自己的邓氏律师楼当见习律师，准备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　　青年邓永锵其实并不喜欢做律师工作，更不高兴在祖父的眼底下做一些琐碎的事务，他有自己事业的大志。于是不久便离开了邓氏律师楼，加入英资太古洋行有限公司，又回到了英国。　　1982年，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开始。不久，中国政府领导人邓小平更提出了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一国两制的管治理念，在全世界特别是英国各阶层掀起了一股“中国热”。　　邓永锵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到中国大陆去看看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大陆，封闭了多年，在很多外国人甚至香港青年人的心里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　　他特别关心来自中国内地的讯息。这时，正好给他遇上了一个机会：中国的大学开始招聘外藉教师，承担现代专业课的教师任务。　　邓永锵非常高兴，因为他获得了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聘请，去指导当时北京大学刚刚恢复的博士研究生的教学，将现代西方的哲学思想介绍到中国。　　作为第一位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香港人，邓永锵在北京大学里享受到了很高的待遇，住在北京大学的专家楼，月薪六百元人民币，这是当时相当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级别待遇的高工资。　　邓永锵博士的教学工作也很成功，他将现代新哲学知识传授给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而这批博士研究生学成之后，许多精英进入了中央政府领导人的智囊班子。　　风华正茂、年方29岁的邓永锵博士，当时正与香港无线电视台艺员张淑仪小姐在热恋之中。1983年11月，邓永锵博士宣布与张淑仪小姐在北京结婚。他的婚礼，在北京各阶层引起了轰动。当天，在北京天主教堂，宾客满座。来祝贺与观礼的嘉宾中，很多是专程从海外和香港来的亲友，其中包括了英国驻香港三军总司令夫人。　　婚后，邓永锵夫妻在北京度过了一段很温馨的日子。平时，他们会像一般北京市民那样乘搭公共汽车，往返于北京大学与市区各处。每逢到周末或假日，夫妇俩会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在平谈中寻找生活的乐趣。　　邓永锵自小接受西方教育，极有个性，爱好文化艺术。他弹得一手好钢琴，喜欢外国古典音乐。他爱吸雪茄烟，当要思考问题的时候，更会一支一支，接续不断。他也像爷爷邓肇坚爵士一样，爱穿唐装长衫，具有学者风范。　　邓永锵亦喜欢收藏中国书画家、雕刻名家的真迹，如张大千、邱亚才、朱铭等人的作品。他也喜欢结交文化名人，喜欢阅读文学名著及诗集。　　1984年，中国要大力开发沿海石油矿产资源的消息轰动了全世界。一时间，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财团的石油公司争相进驻中国的南海、黄海沿岸，都想在中国打第一口井。　　这时，邓永锵结识了英国克拉夫石油公司的总裁克拉夫先生。这位与中国商界做生意多年的英国商人，知道要想获得在中国资源的开采权，必须要借助邓永锵与中国当局的良好关系，所以他盛意邀请邓永博士当他公司的驻香港的代表，开拓公司在中国内地的业务。邓永锵待到与北京大学的合同期满后，便告别了北京大学教坛。　　邓永锵先生又回到了香港。哲学博士离开了哲学“乌托邦”的理想境界，走进社会现实世界，出任英国克拉夫石油公司驻香港代表，开始了他遨游“商海”的人生新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