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是什么典故？

牛李党争是什么典故？

唐朝后期，朝官内部的朋党之争日趋激烈，其中突出地表现为牛李党争。李宗闵、牛僧孺是牛党首领，笼络一批进士科出身的人结成朋党，李德裕、郑覃是李党首领，其成员大多出身世家大族，靠门荫入朝做官。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强大，牛党对割据的藩镇一惯持姑息养奸态度，李党则坚决主张平叛。元和二年（807），李吉甫做宰相，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反叛，李吉甫为唐宪宗出谋划策，平定刘辟叛乱。中国名画在朝中，李党主张政治改革，牛党主张维持现状。李吉甫看到朝廷人浮于事，就建议裁汰冗员省并州县。宪宗采纳他的建议，于元和六年（813）精简京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外官八百零八人。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执政时，又精简冗员一千余人。精简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牛李党争开始于宪宗朝，持续到宣宗。元和三年（808）四月，李宗闵、牛僧孺以贤良方正对策，策文指斥李吉甫“炽于武功”，李吉甫泣诉于宪宗，宪宗贬逐了考官杨於陵、郑敬等人，李宗闵、牛僧孺也长期不得升迁。穆宗长庆元年（821）用牛僧孺为户部侍郎。初，韩弘入朝，人多流言，其子右骁卫将军公武以钱财贿交朝中权贵。公元823年，韩弘父子俱卒，孤孙弱小，不能主事。穆宗遣使至其家，取其账簿自视，朝中权贵多纳弘贿，至牛僧孺名下，牛句细字注其左：“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帝大喜，谓左右：“吾不谬知人。”遂以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时李德裕与牛僧孺均有人相之望，而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从此“八年不调”，以为是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为相，于是牛李之怨愈深。第二年，穆宗服长生药致死，敬宗即位。李逢吉为相，勾结内官王守澄，排挤守正的朝官。牛僧孺看到朝政败坏，早晚会发生变乱，于是上表辞相，出任武昌节度使、同平章事。由于部分朝官竭力推荐，公元826年，裴度出任宰相，李逢吉遭贬，出任节度使。公元827年，宦官刘克明等弑杀唐敬宗，拥立绛王李悟。枢密使王守澄等杀李悟，发禁军迎立江王李涵为帝，是为唐文宗。文宗深患宦官势倾朝野，欲借助朝官力量与宦官对抗。太和三年（829），召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书，朝夕且为相。李宗闵得宦官帮助，先入仕为相，排挤李德裕出任文成节度使。太和四年春，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李、牛二人合力排斥拥戴李德裕的朝臣，并将李德裕调至远离朝廷的西川为节度使。“于是二人权震天下，党人牢不可破矣！”不久，文宗又用翰林学士宋申锡为相，谋除专权之宦官。大和五年（831），宋申锡推荐王瑶为京兆尹，且告之除宦官之谋。王瑶泄密，郑注知之，使王守澄诬宋申锡谋立皇弟李凑。文宗大怒，命王守澄捕李凑及宋申锡的亲信严加审讯。宰相牛僧孺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中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与何求？申锡殆不至此！”郑注恐诈谋被侦知，乃不追究。文宗贬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向南诏索还被虏蜀人四千，接受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之降，收复维州。文宗使群臣大议，牛僧孺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无害其疆。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彼来责曰：‘何故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若东袭陇坂，以骑缀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则京师戒严，虽得百维州何益？”文宗以为然，诏李德裕以城归吐蕃，执悉怛谋送还，吐蕃诛之于境上。牛李结怨益深。大和六年（832），有人对文宗说：“缚送悉怛谋以快虏心，绝后来降者，非计也。”文宗亦后悔，牛僧孺因此罢相，出为淮南节度使；召李德裕还朝，为兵部尚书。第二年，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乎章事。李德裕人谢，文宗问：“而知朝廷有朋党乎？”德裕答：“今中朝半为党人，虽后来者，趋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无私者，党与破矣。”不久，李宗闵亦罢相，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大学士。大和八年（834）底，文宗中风。第二年，王守澄荐郑注为文宗治病，颇见效，遂有宠；又荐“善《易》”的李训人宫，文宗欲用为谏官，李德裕奏曰：“李训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顷年恶积，天下皆知，无故用之，必骇视听。”文宗不听，授为四门助教。由是王守澄、李训、郑注皆憎恨李德裕，怂恿文宗召回李宗闵为宰相，排挤李德裕出京。李宗闵得势后，排斥李德裕朋党，官吏调动频繁。唐文宗无策，只好叹息：“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他原想去除朋党，却加强了李宗闵朋党，而李宗闵又依附于宦官王守澄。唐文宗想除掉宦官，将心事告诉郑注、李训，二人为文宗策划，擢用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郑注又在文宗前诋毁李宗闵，将之贬为明州刺史、再贬为处州长史、潮州司马。大批朝官被指为李宗闵、李德裕的同党，贬斥到外地，重要官位均安置上二人心腹。朝廷上下议论纷纷，人心不稳。李训、郑注二人劝文宗下诏曰：“应与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今日以前贬黜之外，余皆不问。”人心稍定，唐文宗任用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谋内外合势以除宦官。大和九年（835）11月，李训等毒杀了大宦官王守澄，又策划“甘露事件”谋杀仇士良，不料事败，反被宦官所杀。开成五年（840），仇士良立李瀍为唐武宗，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为相。德裕入谢，对武宗大言朋党之弊：“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自以为没有朋党之嫌，岂不知已卷入朋党。时牛僧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恰襄州（今河北襄阳）大水，李德裕将此地遭灾的罪责全推到牛僧孺身上，撤销他的职务，调为太子太师。不久，又将牛僧孺藉故废去，又贬李宗闵为湖州刺史，激起牛党仇恨。牛僧孺、李宗闵被贬，李德裕犹不甘心，于会昌四年（844）借机揭发牛、李与昭义镇叛乱分子勾结。唐武宗大怒，贬牛僧孺为太子少副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几天后，又贬牛僧孺为汀州（今福建长汀）长史，把李宗闵流为漳州长史。一个月后，再贬牛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东）长史，把李宗闵流放封州。在不到两个月内，连贬三次，实属罕见。会昌六年（846），武宗服金丹致死，李忱继位，是为宣宗，用牛党骨干白敏中为宰相，贬斥了李德裕，又起用遭李德裕贬斥的人，牛党得势。此后，李德裕、牛僧孺相继去世，朋党之争渐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