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的德鲁兹起义是怎么回事？

叙利亚的德鲁兹起义是怎么回事？

1925—1927年的叙利亚反法大起义是山区少数派发起并主导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壮举。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联盟的名义下，叙利亚地区被分别托管给英法进行委任统治。委任统治之初，法国就按照教派、族群及地区的差异将叙利亚地区分割成各自独立的国家或地区，遭到叙利亚人民的普遍反抗。

1925年，德鲁兹山区爆发的局部起义，逐步席卷叙利亚全境以及黎巴嫩部分地区，叙利亚反法斗争达到高潮。起义持续两年之久，曾一度占领大马士革，是地主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反对法国殖民统治和军事占领的民族起义。

此次起义中，德鲁兹人与叙利亚人民党共同提出统一与独立纲领，反对将叙利亚分割为“独立小国”。起义之后，法国委任统治当局被迫与叙利亚和黎巴嫩民族政府进行政治协商。起义为民族主义政党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契机，为叙利亚人民争取独立书写了重要的一页。

首先，法国委任统治政策挑战了德鲁兹山区的自治权。1922年，法国委任统治当局与部分豪兰地区的谢赫们签订条约，通称为“德鲁兹独立宪章”，成立德鲁兹国，并允许他们在法国军事监督下自主选举议会和地方行政长官。阿特拉什家族的萨利姆•阿特拉什当选为第一任行政长官。但萨利姆去世之后，法国委任当局就以法国官员替换了选举产生的本土官员。

1924年6月，法国左翼共和党人莫里斯•萨拉伊尔将军担任第三任法国驻叙利亚、黎巴嫩高级专员。萨拉伊尔一改前任家长式的间接统治方式，实行直接军事统治，控制叙利亚的行政、司法和财政大权。同为共和党人的加比埃上尉担任法国驻德鲁兹国的行政长官。加比埃上任后，试图“改革”德鲁兹社会基础，瓦解德鲁兹封建社会的基石，鼓励“被压迫的农奴”反抗他们的封建主。

但萨拉伊尔没有殖民地经验，在不了解地方实际情况下，支持加比埃的“改革”。按照法国委任当局与德鲁兹人的条约规定，德鲁兹人可以不用纳税，但加比埃出台差役政策代替课税，强迫征召山区农民义务修筑公路、开挖运河。对于不服从委任统治政策的德鲁兹人，甚至宗教领袖使用残暴的惩罚手段。德鲁兹民众怨声载道。当地德鲁兹代表向法国高级专员萨拉伊尔申诉加比埃的残暴统治，并希望根据“独立宪章”选举本土行政长官，却得到回复说所谓“独立宪章”不过是一堆无用的文件而已。

1925年春，德鲁兹山不断爆发和平抗议，地区局势紧张，加比埃被召回法国。和平抗议最终演变为小范围的武力冲突，法国高级官员萨拉伊尔不顾同僚的建议，提出严苛的惩罚条件，大起义已是山雨欲来。英国驻大马士革领事认为:“德鲁兹形势明显是法国殖民官员处理不当所致。除了未能适应山区的特殊环境，法国委任当局根本性政策不连贯，且未能制定出符合逻辑和现实的殖民政策。

其次，法国委任统治对德鲁兹山区经济和社会平衡造成冲击。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对德鲁兹山区的经济剥削集中体现在其对农业生产征收的高额土地税。这部分税收是法国委任统治当局扩大收入的主要来源，以此来维护庞大的高级官员公署、法国军队、宪兵、筑路等的花费，同时还要支付奥斯曼帝国的国债。委任统治下的田赋高达农民收入的20%。

法国统治者的剥削手段多种多样，表面上取消农业什一税，却代之以向每个村子收取人头税。法国委任统治当局还开办叙利亚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1922年前后，叙利亚社会出现物价不稳、货币贬值的危机，委任统治政府仍然执行旧日死板的经济政策。

1925年夏，积压几年的经济危机进入最严峻的时刻。叙利亚南部大旱三四年，耕地面积缩小，收成连年下降，但土地税不降反升。叙利亚币与法郎挂钩，通货膨胀时，即与法郎一起贬值，商人们甚至法国委任当局都要求以奥斯曼金币作为结算和税收的货币。以上事项加之法国委任当局行政能力低下等因素，至1925年大起义爆发前，叙利亚经济几近瘫痪。

此外，德鲁兹谢赫们在与大马士革新兴商人的农产品交易中，建构起牢固的商业链条。大马士革的农产品商人经常拜访豪兰平原和山区并资助小麦种植，而德鲁兹谢赫们也会定期到大马士革与商业伙伴会晤。在贸易关系以外，两个群体逐渐形成了牢固的社会和文化联系。

经过二三十年的商业往来，乡村谢赫们与大马士革的城市商人之间增强了交流和相互理解，促进了社会交往和共同情感，形成了经济和社会上的相互依赖。德鲁兹谢赫的儿子们在大马士革读书时，会借宿在这些商业伙伴的家中。阿特拉什的儿子甚至娶了基督教商人的女儿。法国委任统治建立后，强调叙利亚社会的分裂性，试图打破原有的农产品贸易链，促使德鲁兹人进一步加强与大马士革的联系，共同反抗法国的殖民统治。

叙利亚反法大起义有着重要意义。它首先打破了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对叙利亚的民族分化和宗教对立政策。作为拥有一定地区自治权的少数族群，德鲁兹人并非毫无政治见解的山区农民，他们在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文化体系中成长为有独特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他们了解叙利亚的政治现状，拥有广阔的视野，勇于反抗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迫和剥削，并且主动寻求与不同地区、阶级和宗教群体的联合，使反抗法国委任统治地方官员的斗争发展成覆盖整个叙利亚和黎巴嫩部分地区的、由城市民族主义精英广泛参与的、反殖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

与城市民族主义者相比，他们是战士，而非理论家，他们在起义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叙利亚民族国家建构中，德鲁兹人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们代表着叙利亚少数族群开始积极参与国内政治的转型，叙利亚大起义正是这一政治转型的标志性事件。

当今，叙利亚民族国家又一次经历了濒临被彻底撕裂的险境，国内政治重回多元分裂的混乱状态，外国势力以各种新形式干涉、主导叙利亚局势。叙利亚内战期间，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不惜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公然轰炸叙利亚，可见英法作为当年中东地区的委任统治者，仍不甘放弃对中东国家的干涉。

叙利亚各族人民需要团结反抗外来干涉，寻求国家稳定，从这一点上看，德鲁兹人号召国家独立和民族团结的战斗檄文至今仍凸显着其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