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为什么离开中大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按:我没有深读刘小枫的著作,在此言说,谈一些感想,实属冒昧,忘刘见谅。 说两位重量级人物的纠葛之前,先言明一下自己的想法,我无论说什么,怎么说,首先是为自己寻找出路,为未来年老后能够自娱自乐寻找兴趣;其次,也是从个体出发在一定限度内,尽力影响部分人的观念,虽然在多样化的时代,不能说什么就是好,什么就是坏,但为人性的张扬而言说总归没什么不可以的。这也是践行我的曾经的诺言:不为流血流泪擂战鼓,只为平静生活找借口。 我的由感性主义逐渐转向理性主义,由修辞的言说和文本转向规范的生活和阐析,自感脱离不了个人的心性和自身生命的历练,尤其抛不开自身利益的居中判决。我和那些犬儒的潜伏者一样,自认为默默地言说胜过声嘶力竭的战斗,周围多了一个为人性觉醒而自感兴奋者,这便是我的贡献。即使这样的人也容易被人利用,用作获取自身权欲的工具,但总比做一个沉默者好得多。 回归正文,任剑涛在天津师范大学幽默而又厉声地斥责了刘小枫的哲学观念,任剑涛说:“当然我不像刘小枫那样超越现代性回到古典哲学,回到个体生命处境来思考人生安顿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走那么远。他做学问的精神我是尊重的,但是我不同意他对中国问题的解码思路,因为个体安顿是个心性问题,是个人信仰问题,你没有办法以个人解释来解决社会制度的安排问题。” 任教授的理性主义在实践层面和制度层面战胜了刘小枫的理想主义和诗化哲学。拿到一个18世纪法国式的大革命和上世纪中国式的革命背景前,刘的完美主义修辞学,极易被用作蛊惑人心和做魅的器具,就像洪秀全的拜上帝教一样,被当做革命的鼓风机,虽然刘的诗化语言也充满肉体的关怀和个人的情怀。 任剑涛是一个善于沉潜于现实的隐形大家,拿他和胡适比较,可能为时过早,也过于急躁。但,他的限于当前,崇尚规范,热爱理性的精神于当今的中国,实用价值远远胜于刘小枫对状态天马行空的华丽描述。 当今中国,浮躁的程度远远大于我们所想象的界限,那些网络事件的围观者当时的顶贴和鼓呼对于单个事件的解决的确有极大的催促力量。但,这种体性的社会情绪在没有被乌托邦蛊惑以前,在未来的时间必须被引导、被规范,应该被逐渐健全的法制和规则所取代。但是,在理性还不健全的社会框架内,我们也感谢这些网民们,他们在没有疯狂之前,已经在为中国的进步与主流化做着微薄的贡献。 看刘小枫的书,在沉重的内心中我们可以寻找自己的安静的灵魂,可以寻觅曾经丢失的希望,可以安顿个体的痛苦,可以学习他的诗化的语言。但,我们的所有这些,仅限于个人,不可作为召体的集结,否则,这便是革命血与火的前夜。 对于任剑涛,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他,可以从他的思维中寻找现实的乐趣,可以从他的关注中看到未来的,而更大的价值,便是可以从任的规则和规范意识中预见未来安静而平和的生活,我们未来的安宁却是少不了今天的浮躁,“多解决点问题,少谈点主义”如今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