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名词解释:性灵说、遗民诗人、古文三大家、桐城派。求解。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性灵说:是对清中叶袁枚的诗歌理论的概括,主张诗歌表现诗人的个性和灵感,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反对摹拟古人和堆砌典故,反对无病呻吟。袁枚的性灵说继承了公安派的进步文学观,又吸取了神韵派重个性的观点,既反对形式主义又反对拟古主义,是一种进步的文学理论,但是过分强调“性灵”,主张“师心”,忽视了社会生活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是其历史局限。“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随园诗话》卷五)“作诗不可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随园诗话》卷七)这一在“吟咏性情”的基点上构成完整体系的诗歌理论,冲破了传统与时代风尚,对格调模拟复古,肌理考据文学,神韵纤巧修饰,浙派琐屑给予有力的冲击,是晚明文艺思潮的隔代重兴,为清诗开创了新的局面。遗民诗人:清初最富有时代精神的诗歌是遗民的作品。据卓尔堪《明遗民诗》辑录,有作者四百馀人,诗歌近三千首,比南宋遗民诗在数量和质量上皆有过之。著名的诗人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吴嘉纪、屈大均、杜濬、钱澄之、归庄、申涵光等,他们受传统的民族思想、爱国主义熏陶,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与歧视,虽然出发点仍是儒家的“严夷夏之防”,如顾炎武所说:“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管仲不死子纠》,《日知录》卷七)但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特定时期,怀抱救世拯民思想,关注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奔走呼号,以“有亡国、亡天下”区分朝代更替和民族沉沦,用“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生存危机和民族忧患,唤醒人心,复兴家国,显然包含着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正义性和爱国精神,在当时激励了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对后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遗民诗人用血泪写成的诗篇,或悲思故国,或讴歌贞烈,或谴责清兵,或表白气节,具有抒发家国之悲和同情民生疾苦的共同主题,体验深切,感情真挚,反映易代之际惨痛的史实与民族共具的感情,笔力遒劲,沉痛悲壮,肇开清诗发展的新天地。古文三大家:写作文学散文的有被称为“清初三大家”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以写作文学散文见长,《清史稿》卷 四九一《侯方域》末云:“方域健于文,与魏禧、汪琬齐名,号‘国初三家’”。)桐城派:清代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姚鼎集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得名。方苞提出“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抽象地说,义是指内容,法是形式,义法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它的本质,是将程朱理学的道统与韩欧的文统加以继承,并合二者为一体,创作出他所理想的散文集。这种理论的目的当然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但它把我国散文创作的优良传统加以归纳,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疑是有历史功绩的,刘大櫆师事方苞、又是姚鼎之师,是桐城派承先启后的人物。他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散文创作的具体主张,一强调作文的目的是“明义理,适世用”,二要达到这一目的的必须依靠作家的“能事”,即创作才能,三作家必须运用自己的才能将作为的材料“文理、书卷、经济”与作为的手段“神气、音节、字句”结合起来。姚鼎是桐城派理论的完成者。他的理论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一他认为古文创作的最高境界上,他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统一的主张,“义理”是古文的内容,“文章”是表达的方式,与手法,“考证”则是使内容翔实可靠,三在学习古文方面,他主张由“粗”入“精”,即从文章的形式入手,去了解文章的内容,作者的气质。四他在美学上把古文分为“阴柔”与“阳刚”两大类。对二者不分轻重,认为都是美的。姚鼎的创作成就高于方、刘。对后世的影响也比他们大。属于桐城派的作家,为数可以百计,其成就较大者,有姚门四弟子,方东树、管同、梅曾亮、姚莹等。到晚清则有曾国藩创湘乡派。使桐城派余波一直到“五四”前而不断。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刘大櫆《书荆柯传后》《送姚女臣传南归序》姚鼎《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李斯论》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桐城派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 鼐,姚 莹,曾国藩,吴汝纶,马其昶。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