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野战军的大事记

晋察冀野战军的大事记

1946年2月16日，晋察冀中央局致电中央：“目前和平已确定，全国范围内战已不可能，军队需要大量缩编” ，并提出“我们提议立即进行大规模的精简”。

1946年2月，晋察冀中央局发布《关于编制人数的规定》，并规定“自3月15日，即按此发粮款”。

1946年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发出《关于复员陪丛工作的决定》：“我国已开始步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边区立即开始部分的复员，将战时的各种组织机构逐步转变为平时的组织机构”。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并告荣臻、贺龙”的《中央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指示》：“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你们三处（注：指华东局、晋冀鲁豫局、华中分局）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决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3个月内完成……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这样是否妥当及采取何种具体办法，望于电到十日内开会讨论”,“晋察冀方面前已提出大致的方案……由荣臻尽快携来中央讨论”。

晋察冀军区分别于3、4月份和5、6月份进行了两期精简复员。全军区共复员、转业约10万人，占全军区部队的三分之一。

野战军由9个野战纵队25个旅，缩编为4个纵队9个旅（每个纵队由原9团制缩编为6团制），野战军由原来的20余万任缩减至共5.1万人。

精简整编后，晋察冀军区部队由31余万人减少至20余万人。

原晋冀鲁豫一纵由三旅9团缩减为三旅6团，编为第一纵队；原冀察郭天民、刘道生两个纵队6个旅，合并为第二纵队辖2个旅；原冀中杨成武、黄寿发两个纵队5个旅，合并为第三纵队辖2个旅；原冀晋陈正湘、赵尔陆两个纵队5个旅，合并为第四纵队辖2个旅；原热辽黄永胜纵队和冀东詹才芳纵队番号撤销。

1945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晋察冀军区结束精简复员工作，开始招集部队，准备应付全面爆发的内战。 1946年10月22日至11月1日，聂荣臻在涞源主持召开了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聂荣臻总结了自卫战争开展以来的作战教训，尤其是大同、集宁及张家口的失利教训。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垣失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定》。“客观上是敌人兵力强大，但领导上必须指出（一）我们对国内和平局面估计过高，对战争准备不足。（二）对张家口保卫战的胜利前途，表现信心不足。（三）轻视傅作义，对傅军主力进攻方向判断错误。”【《聂荣臻年谱》上卷　第460页】

会议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但是“组织上还没有真正转到适应大兵团运动作战的需要上来”【《从华北到西北－忆解放战争》郑维山　第31页】

涞源会议后，晋察冀军区再次撤销了野战军指挥机构，将三个纵队归军区直辖。 1947年3月29日至4月上旬，聂荣臻在安国主持召开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就如何扭转晋察冀被动局面，跟上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得形势，进行了研究和总结。聂荣臻回忆说“军事问题，具体说就是如何争取主动，摆脱被动，从根本上扭转华北的战局，跟上全国解放战争发展得形势，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

萧克回忆说“会议总结了内战爆发以来我们芦配樱的经验教训。......认为，军事上存在的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层（主要是中央局）对全面战争爆发思想准备不足。在‘和平民主新阶段卖烂’的思想下军队复员过多，临时战前动员太迟太慢（主要是兵员征集）。”

4月6日，安国会议做出了《关于执行中央“二．一”指示的决定》：“中央指示的军事、土改、生产三大任务中，具有决定性的首要任务是打胜仗。我区目前胜利很不足，原因是领导上以前有和平思想，战争准备不足。军队大量复员，练兵没有抓紧，影响了后来的扩军与部队的战斗力。”“今后必须研究与总结过去的作战经验，贯彻执行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争取主动，改变现在的形势”。【《聂荣臻年谱》上卷　第446-467页】 1947年4月26日，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达到西柏坡整顿晋察冀军区的军事和土改工作。刘少奇、朱德通过调查、了解，很快掌握了晋察冀军事上存在的问题。

6月1日，朱德向中央作了汇报:

（一）战士中成分好，均勇敢。

（二）野战军组织头重，未脱离抗战时期游击队范围，后方庞大，出征人员少，号称野战军十二万人中最多时亦只能出征七万人。这种组织不适合于野战军。

（三）上级指挥不好，自上次张家口退出后，一切组织军混乱不堪，对敌只是应付的，军区工作未建立，野战军也是临时凑成，也未形成便于作战的主力。

（四）供给补充也是紊乱的，撤张家口后一般供给标准都提得很高，以致大公家经常无钱发。又加以在建立生产运动口号下，各自为政，团以上的机关，都有一笔财产。平时有贪污腐化的，战时有发洋财的，纪律也因之普遍的坏，打人骂人也相当的多，军政军民关系也不好。

我们分析以上的状况，得出这样的概念：部队成分是很好的，干部也是好的，有红军传统，战斗经验多，技术也相当的好，唯战术一般的差，上级指挥，下级不满意。【《朱德军事文选》第591-592页】

6月3日，刘少奇向中央汇报: “野战军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有自己的后方，还带有联合作战的形式，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未建立，现正着手改变这种状况。。”【《刘少奇年谱》下卷 第80页】

毛泽东6月14日致电朱德、刘少奇：“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针对晋察冀军区存在的问题，朱德、刘少奇狠抓了下列工作：

一、对部队进行整编，重新组织野战军指挥机构，以便从组织体制上适应战略进攻的要求。

二、对各部队各自的后方机构进行整顿，成立军区后勤部，统一供给。规定野战军脱离后勤，只管训练和打仗两件事。

三、对晋察冀部队加强战略、战术教育。

朱德指导指战员：“把野战军腾出来专门打歼灭战”；还详细讲解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三个原则”；以及如何“带兵、养兵、练兵、用兵”的方法。

“这些原则，恰恰是晋察冀在打正太战役以前，许多重要战役、战斗没有能打成歼灭战的重要原因。聂荣臻听后深受教育，决心在今后指挥作战中努力贯彻”【《聂荣臻传》第421页】 晋察冀军区在1945年11月至1946年12月一年之内，两次组建、两次撤销野战军机构，晋察冀野战军存在的时间分别只有一个月和三个月。当时的野战军指挥机构还只是临时组成的前方指挥所得性质。因此，“野战军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集团”，各纵队还只是“带有联合作战的形式，整个战争机构和制度未建立”，“组织上还没有真正转到适应大兵团运动作战的需要上来”。

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达到晋察冀整顿军事工作，首先恢复组建晋察冀野战军，并将军区与野战军分开，由野战军独立负责军事作战任务，还亲自遴选晋察冀野战军指挥班子：

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辖下第二、三、四纵队，及直属炮兵旅。

第二纵队：陈正湘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韩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向仲华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四、五、六旅。

第三纵队：郑维山任司令员，胡耀邦任政治委员，文年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魏震任政治部主任，陶汉章任副参谋长。辖第七、八、九旅。

第四纵队：曾思玉任司令员，王昭任政治委员，唐子安任参谋长，李昌任政治部主任。辖第十、十一、十二旅。

炮兵旅：旅长高存信，政治委员李呈瑞。

新的晋察冀野战军于1947年6月正式成立，在朱德亲自指导下，逐步成为真正的野战军拳头。 1947年中，各战略区先后开始转入战略反攻阶段。

毛泽东开始构想将华北的军事与东北军事作为一个整体，将华北军事任务交东北我军为主，华北部队为辅来完成。提出：“以东北我军为主力，以晋察冀和晋绥为辅助，攻占东北及华北除平、津、沈三点以外地区”的战略目标，并明确提出“当东北我军发展到平绥附近时，晋察冀和晋绥我军统一归林（彪）罗（荣桓）指挥作战”。

从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开始，中央赋予晋察冀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东北我军作战，牵制华北敌军，使华北敌军不出关或少出关增援东北。

晋察冀野战军成立后的清风店就是趁华北敌军抽调三个师出关增援东北，造成华北兵力不足时发起的主动攻击，取得了晋察冀转入战略反攻阶段的第一个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