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鹤亭的社会关系

聂鹤亭的社会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聂鹤亭被中央军委调至北京，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副司令。 在《罗荣桓传》中有这么一段：“有一位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干部，历任重要职务，但在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上屡有失当，进城以后，又犯有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错误。罗荣桓曾经亲自找他谈话，批评了他的严重错误，严肃地警告他，如果不改，就要给他以严厉处分。但在评定他的军衔时，罗荣桓全面分析了这位干部的功过，还是主张授予他中将军衔” 。 这里说的就是聂鹤亭。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被授予中将只有唐天际、彭明治、聂鹤亭、赵镕、谭甫仁、谭家述等六人。中聂鹤亭的中将军衔是在1956年1月25日补授的，距55年9月28日我军第一次授衔仅4个月。至于说他的生活作风问题， 据林彪的秘书吴欣峰写到：装甲兵副司令聂鹤亭中将，在1958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中对林彪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不满。他说：“在 井冈山时期，我和林彪在一个连队 。那时，连队分大排、小排，我是大排排长，林是小排排长。 连长不在时，我可以代替连长。 林彪这个人心术不正，在东北时，他只管作战，整天在房子里，麻烦的事都推给别人。军队工作有罗政委和谭政、刘亚楼，地方工作有高（岗）、陈（云）等。 但功劳都记在他名下，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的。他老婆整天不工作，拨弄是非，和二毛子（苏联）男女混在一起。当时在哈尔滨，我们有些高级干部找二毛子姑娘结婚，我也找了一个，却遭到林彪的不公正处理。我至今有意见！ ”

聂鹤亭对牺牲的战友、烈士的亲属却十分慷慨。建国初期，他与一位参加过吴山庙暴动的烈士亲属取得了联系。尽管那位烈士的亲属没有提出什么困难，聂鹤亭还是从此定期寄钱补助他家的生活。上世纪50年代，聂鹤亭曾在出差时顺路去过一次安徽老家。他在阜阳辗转找到参加广州起义牺牲的张子珍烈士家，张子珍的父母、妻儿难抑悲伤，全家人一起痛哭。聂鹤亭忍住热泪，解开自己的衣服，露出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负伤留下的伤疤，动情地说：“干革命是有牺牲的，我也是九死一生。子珍虽然牺牲，但他是你们全家的光荣。”

也是这一次，聂鹤亭在阜南找到了周传业、周传鼎烈士的亲属。周传业、周传鼎是兄弟俩，1928年聂鹤亭曾与他们一道重组中共安徽阜阳临时县委，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后来，周氏兄弟被国民党逮捕，英勇就义于安庆。聂鹤亭来到周家，深切地慰问了两位烈士的亲人。回到北京后，聂鹤亭多次将自己的薪金寄给烈士们的亲属，聂鹤亭当时的月薪，也不过300多元。

除经济上的资助以外，聂鹤亭还在思想上关心。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空给他们写信。1951年7月9日，他在给张子珍烈士子女的信中写道：“我在信上看到你们的进步，这样你们就不愧为一个烈士子女的光荣称号……党对任何一个革命后代特别是烈属子女都是很关心他们的发展与进步的。但主要的还是靠他们的主观努力，与他们的革命性与进取心，因此我是十分热望你们能够做一个真正革命的儿女。”

1971年3月，聂鹤亭在“文革”的动乱中逝世。多年以后，得到过他关照的烈士亲属们仍然深深地怀念着这位老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