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刘经南的人物故事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刘经南：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著名大地测量专家。长期从事大地测量理论及应用研究与教学工作。
著名测绘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院士有时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少年时代与孙辈作比较。
显著的不同体现在书包的分量上。他发现，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孙女“书包越来越重”。从三年级开始，孙女就拉上了“带轮子”的拉杆书包。
刘经南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孩子们作业多、参考书多，为了能考入好的中学，必须在课外接触一些附加题，为此要参加英语班、奥数班等。而为了“右脑与左脑的协调发展”，孩子还被父母送到艺术班，去学跳舞、弹钢琴、拉小提琴。
刘经南说，这些课外班，孙女几乎一个也没落下。尽管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应试教育带来的”。
他到美国的小学访问过。在一所小学，他见到三年级小学生在开辩论会，题目是《你最感兴趣的地方及理由》。学生们带着这个题目，放学后自己上网搜集资料，然后带到班上讲给师生听，并回答提问。学生们看上去兴致勃勃的。
“哎呦！这相当于我们本科生答辩呢！”刘经南当时感慨。
他指出，应试教育问题不解决，孩子们就没法快乐起来。
中考时曾因数学成绩差而落榜
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刘经南的自我评价是“比较全面发展”的。“我不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20世纪50年代，刘经南在湖南省长沙市读中小学。当时，师生“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甚至整个学校都下乡办学，半天学习，半天干农活。
在刘经南的印象里，当时的教育是“很宽松的”。在众多课外兴趣小组中，他参加过航模组、摩托车组等。他甚至加入过长沙市中学生歌舞团，在舞台上做“表演唱”，那是当时比较“时髦”的一种演唱形式。
读中学时，下午的最后一课是课外活动。因为身体较弱，刘经南常去学校图书馆读书。为了多看一些课外读物，他申请当了义务图书管理员。整个中学时代，他都没有告别“馆员”这个兼职身份。他从中学图书馆馆员做起，历经长沙市青少年宫图书馆、长沙市图书馆，一直做到湖南省图书馆馆员。
他认为，这段经历培养了自己对信息获取、分类的能力以及快速猎取知识的能力。在这些图书馆里，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兴趣博览群书。
刘经南至今保持着对文史类著作的偏好，当年他曾因为偏科而落榜。他自小接触古典诗词，小学时就开始读《红楼梦》，作文经常成为被宣读的“范文”，语文成绩好于数学。因为数学成绩较差，他没有考入理想的中学。第二年重考，才考入了有名的长沙市明德中学。
在明德中学，刘经南喜欢的科目有生物、化学、天文学。在那个年代，科学家发现了DNA双螺旋体结构，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前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些事件都影响了他的爱好。他自制的显微镜，放大倍数可达到100倍左右，吸引了很多同学。
从高中到大学，都是由兴趣来引导学习
高中成绩优秀的刘经南希望能够考入北京大学的生物类专业。但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他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他的档案上带有“该生不宜录一类学校”标注。1962年，他第一志愿落榜，后被武汉测绘学院录取，专业是天文大地测量。
入校以后，刘经南一度想要退学，来年再考一次，因为测绘专业与自己的兴趣相去甚远。但老师和家人都劝他坚持下去，由于“家庭成分”问题，他能读大学已属幸运。
刘经南依然喜欢生物专业。读大一时，他还去旁听过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虽然不喜欢测量，但他觉得“拿好分数，是一个学生应该做到的”，门门课程都是高分。大二时，他接触了更多的测绘专业基础课，发现里面也有很多探索性和挑战性的东西，对本专业产生了兴趣。一位著名的测绘学家由此开始了自我提升之路。
如今，刘经南自己总结，从高中到大学，他都以兴趣来引导自己学习，“对其他的方面考虑得较简单”。
当了大学校长后，他注意到，从生源上看，现在招进来的学生“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很深，学习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普遍不够强，学习方法通常也是应试的那一套”。
而且，很多同学往往不是依从兴趣，而是从谋生的角度出发选择专业。在刘经南看来，这“不能说不对”。可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应该从自己的探索欲出发，充分挖掘和发挥自己的最大潜力”。
他公开批评过：“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学习目标有些功利化，不是用兴趣和自由探索来引导自己的学习，而是为了考试，考研究生或为了将来找个好职业而学。”
他屡屡呼吁，让孩子们快乐起来，这离不开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他对记者说，要从根源上减轻孙女的书包，就要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否则“减负”就“都是空话”。
“不是我们认识不到素质教育的好处，而是教育资源不足，分布又不均衡，还没有彻底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刘经南说，教育界众多人士呼吁多年的教育财政性投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个目标将在2012年实现。但达到4%还不够。要想发展素质教育，治本的方法就是进一步增加教育的投入，并且解决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
“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的孩子就会快乐起来。”刘经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