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圣的人生结局

何福圣的人生结局

一九四四年九月酒泉解放，当解放大军开进城里时，巳经两鬓花白的熊国炳挤在欢迎的人群里，禁不住热泪盈眶。 后来，人民政府调查流散的红军和苏维埃人员，熊国炳在调查表上填写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过去的职务。但不知是何原因，当时仅把他当作一般流散红军对待，只发给了五十块银元和四石小麦作为一次性补贴。他没有向政府申诉，他巳经习惯了老百姓的生活。后来他被安排到酒泉县人民医院当一个非正式编制的勤杂工。 熊国炳这一次携妻子白玉生回通江老家，他也没有去找当地政府，万里迢迢回来只是尽尽人子之孝。他的父亲巳经过世，母亲和他他大妹住在一起。 我听完后颇替他不平，愤愤道：“现在四方面军虽说被弄得黑不溜秋的，总还有几个人在上面嘛，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周纯全、许世友他们都健在，还有当时在你手下当科长的秦基伟，你为啥不去北京找找他们？” 　　　　熊国炳的回答，着实令我震惊！“这事这想过，想开了，也就算了。老弟你想想，当年和我们一起长征的弟兄，死了多少？特别是我作为西路军的一个领导成员，对西路军的全军覆没也有责任，我怎能厚着脸皮去找政府的麻烦？再说，我脱离革命巳经这么多年，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去北京找他们，不是让他们为难么？就算得到政府承认，也只是给国家添个包袱，好在全国都巳经解放了，我们入党时的奋斗目标巳经实现了，就是死，也能闭眼睛了。” 我俩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自那以后，因我怕连累他，没和他通过一封信。 谁知到了第二年的十月，我突然收到了他儿子从酒泉寄来的信，说他父亲死了，是饿死的。 我难过得很，初时也想到乡场上的邮电所去拍封吊唁的电报，可想想自己头上戴的“黑帽子”，觉得不妥，也就算了。 当夜，我拿上一叠钱纸，独自爬到屋后的山坡上焚烧，向着西北方向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为战友送行。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叼：“永别了，大舅倌！永别了，巴山英雄！”